華人足球誕生

英文書院的普及

與英國足球一樣，香港本土足球最初亦興起於學校的運動場，更準確一點，是英文書院的運動場。

話說英國人佔領香港島時，全島只有4所十分簡陋的私塾，之後，英國人並無著手發展一套教育制度，只採取不干預政策，一方面資助私塾發展成為所謂『皇家書館』(即政府資助的中文學校)，另一方面放手讓教會辦學，但又不予以資助，效果亦不理想[A1] 。

1860年代是香港教育的分水嶺，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關係，香港社會仇英情緒濃厚，港英政府需要培訓一大批懂得英文的公務員，幫助英國人治理香港，以改善與華人的關係[A2] 。另太平天國之亂，令不少較富裕的華人移居香港，亦有大洋行從廣州遷來，加上本身工商業的長足發展，大大需要通曉中英文的翻譯和買辦人才[A3] 。

1861年，政府接受教育家雅理各建議，將3所散佈於太平山一帶的皇家書館合併，成立中央書院 (即後來的皇仁書院)，採用英國文法學校模式，兼教中英文課程，由政府直接管轄，成為第一所官立學校。1867年起該校還開始兼收外籍學童，包括英、葡、日、菲、印度等國籍[A4] 。

同時，港府跟隨倫敦政策，開始資助教會辦學，曾一度關門的聖保羅、拔萃、英華及聖保祿修院學校等教會學校因而得以相繼復校[A5] 。

這類英文書院大受華人歡迎，因為懂英文是較高收入的保證，很有商業價值，而進入這些學校的大部份是中等華人家庭的子弟[A6] 。

歐籍學童方面最初人數很少，蓋香港開埠初年，主要經濟活動是鴉片和『豬仔』貿易。在港的英商，都是抱著來到東方冒險發財的過客心態，發了財後便回老家，就算有子女也將之送回歐洲接受教育[A7] 。

1860年代起，隨著電報、電話、大型汽輪的出現，再加上1869年蘇彝士運河開通，令香港進出口貿易大增。香港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然深水港和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A8] 。

至19世紀後期，在港的英僑人口除不斷增加外，他們的心態也因經濟轉型而有所改變。他們留港的時間越來越長，而索性在港結婚生子，落地生根的也越來越多，於是乎外僑的青年人口大大增長，這時大部份外僑都願意讓子女就讀本地學校[A9] 。

足球校隊只有外籍隊員

那些英文學校都是由西人管理，管理層中有不少本身對體育運動甚感興趣，在校內鼓勵學生參與各種西方傳入的運動，球類以木球、棒球、曲棍球、欖球等為主。

1877年，聖若瑟書院[A10] 和聖保羅書院合辦了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A11] 。

足球方面，根據維基百科，聖若瑟書院早於大約1880年已成立一支足球隊，可惜該文没有註明有何根據。

在19世紀的最後4-5年裡，即銀牌創辦之後幾年，英式足球開始在香港的外僑圈子中逐漸普及 (欖球反而無法興旺起來[A12] )。

筆者看到孖剌西報的一篇報道，1900年1月17日皇仁書院全外籍球員的足球校隊與一隊稱為Junior Footbal Club的球隊舉行了一場比賽[A13] ，可見在1900年之前，多間主要英文中學都已先後成立足球校隊，只是隊員全是英籍、葡萄牙籍、印度籍，並没有華人。

華人子弟愛上足球

不過，各學校中始終華人子弟佔大多數，1901年的政府統計數字顯示，本港官立及資助中英文學校共91所，當中華籍與外籍男生共3,600多人[A14] ，其中大半為華裔學生。

一切客觀環境都似乎為華人足球興起而鋪路。隨著本港人口遞增 (加上3,000駐港英軍以及冬天時特別多的軍艦艦上人員)，體育運動百花齊放，僅有的黃泥涌運動場當然已不敷應用，1898年港府決定在銅鑼灣畔 (今中央圖書館、銅鑼灣運動場位置) 興建 Queen’s Recreation Ground (即後來的海軍球場)，目的就是開闢更多運動場地給年青人作體育活動。

果然，就在1900年前後，華人學生開始注意足球這種時髦玩意，他們也踼起足球來，當時兩間位於灣仔及黃泥涌的官立學校裡的部份華人學生，在附近的跑馬地球場看過英人的足球比賽後，瞞著父母 (當時華人鄙視戶外運動)，開始在課餘時間自己也踼起足球來，不過，他們買不起皮球，只能以絨球代替足球，場地也没有，只是找塊空地，以校褸作球門，便踼個不亦樂乎[A15] 。

不久，兩校的華人學生各自組成足球隊相互對對壘，踼的仍然是絨球。這些華人學生雖然没有接受正式訓練，可是熟能生巧，他們之中居然產生了一些出色的球員[A16] 。

這些香港最早的學界華人足球好手後來進入皇仁書院就讀，如前所述，該校早就有全外籍學童組成的足球校隊，這些新血的加入，想必更加激起該校的足球風氣。

創辦校際足球

1904年，皇仁書院校長聯絡其他英文書院，創辦學屆足球聯賽，首屆比賽於當年冬天舉行。參賽學校還有聖若瑟、拔萃男書院、域多利書院 (Victoria School) 等。由域多利書院校長W H Williams當秘書的賽會向英倫訂購了一塊銀盾。結果首屆校際足球賽由皇仁書院奪得，可惜因銀盾未能及時運到，書院名字未能刻到盾上[A17] 。

後來還有8所中學 (育才書社、域多利、油麻地、西營盤、灣仔等) 合辦初中校際足球聯賽。

自此除1912-1913年及1914-1915年兩屆停辦外，此項校際足球賽每年舉行，學界足球似乎頗受外僑社區所重視，很多時候英文報章有關校際足球賽的報道比銀牌或聯賽賽事更多更詳盡。

1923年後停辦，起因是青年人年少氣盛，求勝心切，忙記了體育精神，加以在校際比賽執法的球證水準欠佳，以致比賽經常發生不愉快事件，影響了院校之間的關係，結果1922-1923年季中聯賽腰斬。

各校校長對競爭性的足球比賽失去了興趣，1923-1924年新球季開始前，各院校代表開會決定索性停辦聯賽，之後只舉行友誼賽 。

1925年香港足球總會會長麥高賓 (J McCubbin) 曾建議由足總接手辦學界足球聯賽，然而建議不獲其他幹事支持，因建議若實行將大為增加足總的工作。[A18]

學界足球的興起對於香港足球的發展十分重要。最初在本港參與足球運動的都是外籍軍人和在這裡經商的外僑，軍人在此駐守兩三年便往他調，而外僑亦只如前所述，視自己為為過客，賺了錢便走。若非有土生土長的本地及外籍學生充當足球生力軍，本港足球不會像後來那樣深入社羣，並發揚光大，令香港成為亞洲足球王國。

本港早年球壇很多傑出華人足球員均出自學界足球，筆者所查到的有 (至1920年代中期為止)：

皇仁書院：    林玉英、黃樸興、高建芬[A19] 
拔萃書院：    葉貴松
聖若瑟書院：張榮漢、馮帶、陳蘇、葉貴森 (也曾代表皇仁)、梁榮泰、田玉安
灣仔書院：    梁玉堂、唐福祥、陳景高
聖保祿書院：陳光耀[A20] 

事實上，自1912-1913年起，聖若瑟書院及拔萃書院均加了乙組聯賽角逐，1914-1915年皇仁書院亦加入，但後二者不久便不再在足總聯賽露面，唯聖若瑟一直參與，而且表現出色，後來更加入甲組，但那時已非學生球隊，這是後話。

根據《中國足球書》記載，最初16屆校際高中足球賽冠軍名單如下：

年份	冠軍學校
1904-1905	皇仁
1905-1906	拔萃
1906-1907	皇仁
1907-1908	皇仁
1908-1909	聖若瑟
1909-1910	拔萃
1910-1911	聖若瑟
1911-1912	聖若瑟
1913-1914	皇仁
1915-1916	皇仁
1916-1917	聖若瑟
1917-1918	皇仁
1918-1919	聖若瑟
1919-1920	聖若瑟
1920-1921	聖若瑟
1921-1922	聖若瑟[A21]

(註：此表與維基百科『聖若瑟書院』條所載該校獲校際足球獎項列表有很大出入。)

(上圖：1897年的皇仁書院校舍。該校足球隊為學界足球勁旅。)

(上圖：位於羅便臣道的聖若瑟書院，其足球隊多
次奪得校際足球高級及初級組冠軍。)

第一隊華人足球隊

南華會創辦人莫慶

上文提到參加校際比賽的學校足球隊，隊員有各種國籍人士，華人只是其中一份子。不過，華人頭腦靈活，動作乖巧，經過真正比賽的磨鍊，球技突飛猛進，在校際比賽中漸露鋒芒。

可是，當這些學生畢業後，就再没有參加足球比賽的機會，為滿足他們這方面的興趣，一群來自拔萃書院、聖士提反書院、上環育才書社、灣仔書館的華裔學生走在一起組織自己的球隊，他們包括莫慶 (拔萃)、莫慶鏘、莫慶翹、唐福祥、郭寶根[A22] 、梁冠英、馮平、梁銘石、葉貴森、葉坤、梁榮泰、郭兆仁、郭兆聰、余文俊、孔憲炳、紀佐之、林金才、溫許明、鄭洋福、彭松長等40多人，各學校的華人足球菁英盡在其中[S23] 。

眾人中最賣力的是拔萃書院學生莫慶，莫慶是太古洋行首任買辦莫仕揚的曾孫，出生於1891年[S24] ，生得身裁高大，而且辦事精幹。他帶頭發起成立這隊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支華人足球隊。

球隊需要起個名字，就乾脆命名為『華人足球會』，即後來眾所皆知的南華會前身，可能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體育組織 (《球國春秋》語)。當時本港只有香港會辦的銀牌賽 (香港公開足球聯賽於該年年底才出現)，而且只有洋人參加，還未有任何讓華人參加的正式公開足球錦標賽。

華人足球會成立年份

究竟華人足球會成立是哪一年的事？

事件主角南華會理應最了解真相，華字日報於1935年3-5月間刊登的一篇以『三十二年來南華體育會總檢討』為題的無署名系列文章，就指華人足球會成立於1904年 (所以有『三十二年來』的標題)。這篇文章似是南華會的投稿，且刊登日期較接近成立日期，似乎可信。

另翻查《南華體育會九十週年大慶紀念特刊》，發現該特刊亦認為華人足球會成立年份是1904年。

而香港編年史《香港6000年》亦採用1904年的說法。

可是，今天若大家到訪南華會官方網頁，會發覺該會已將華人足球會成立時間推遲4年，即1908年。原來該網頁現在登出的會史『南華會百年回顧』，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沈思所撰寫，該文參考了多份早年文獻[A25] ，認為『華人足球會』實誕生於1908年。

1952年出版的《球國春秋》没有提到『華人足球會』的名字，但指出1908年華人學生成立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隊，那應該就是『華人足球會』了。

(上圖：1908年成立的華人足球會。)

看來似乎1908年是正確答案。但如果是1908年的話，華人足球會可不一定是《球國春秋》所說的『近代中國第一個體育組織』。

筆者找到孖剌西報1908年2月6日的一篇體育新聞，報道一個名叫Chinese Athletic Association的華人體育組織，派出一隊木球B隊比賽。既然有B隊，就一定有A隊，即是說木球隊至少有兩隊。既然並不稱為木球會，即是說除木球外，還參與其他球類運動。而當時的木球球季亦應該是垮年，所以這個華人體育組織應該於1907年經已成立，比沈思所說的華人足球會的成立年份還要早一年，甚至可能更早。

另外，1925年出版的《中國足球書》和《球國春秋》一樣，完全没有提及華人足球隊，《中國足球書》並且認為南華足球會成立的年份為1910年12月，是在香港代表華南取得全國足球賽冠軍回港後成立，據編者葉貴松稱，有關南華成立的篇章是根據葉貴森在莫慶指示下為南華會寫的紀錄而編撰的，聽來似應十分可靠，但此書亦為沈思編寫『南華會百年回顧』時的參考書之一，但他没有採納1910年的說法，似乎他並不同意此說。

借育才書社為會址

1908年『華人足球會』草草成立後，發覺困難重重，既乏資金 (幾十位會員每人年費5毛至1元不等，加起來僅數十元)，且連會址也没有，莫慶提出向學校借地方作為球會會址，既可作為球會的辦公和聚腳地點，又可省錢，大家議決向位於上環水坑口、地點至為適中的育才書社[A26] 打主意，並由莫慶出面向該校遊說。該校監學劉先生 (估計是創辦人之一劉鑄伯) 對他們的理想甚為支持，居然一口答應[A27] 。

(上圖：上環育才書社 Ellis Kadoorie Chinese Schools Society，參與了香港早年的學界足球比賽，且成為華人足球隊最初的會址。)

有了會址之後，球會便開同人大會，推舉莫慶為會長，但莫慶推辭，反而獻議舉育才書社創辦人之一、東華醫院總理劉鑄伯為會長；後來由郭兆仁、郭兆聰兄弟前往遊說，獲劉氏答允[A28] 。

接著莫慶又辭退司庫一職，改選郭兆仁擔任，彭松長為書記，紀佐之為隊長，馮平為副隊長[A29] 。

不過，熱心的莫慶並非退出球會會務，平時聯絡會員和管理球隊的工作仍由他擔任。莫慶還為球隊添置新球衣[A30] ，以壯隊威，可謂出錢出力。

遷灣仔書院

『華人足球會』成立後，很快便發覺，會址位於上環其實並不妥當，因為他們練球的地點是銅鑼灣大坑的學界足球場 (Queen’s Recreation Ground)[A31] 。

莫慶等發覺由上環去銅鑼灣路途遙遠，甚不方便 (當時集體公共交通工具只有電車)，以致開會經常要在馮平、葉森、彭松長三人家，有時臨時在球場開露天會議，上環會址形同虛設。球會於是決定找個較為方便的地方，1909年由莫慶、馮平、葉貴森三人向灣仔書院院長楊壁池 (又名楊熙) 說項，得到答允借出該校為球會新會址 [S32] 。

而楊壁池亦順理成章成為球會第二任會長。

南華足球會

1910年華人足球隊召開會員大會，會上正式將足球會定名為『南華足球會』[S33] ，

後來的南華體育會主席許晉奎說，南華會當時的創會宗旨，是以鍛煉體魄，振起雄風，一洗「東亞病夫」恥辱為目的。活動範圍，則以參加球類比賽，與西籍球員角技，為國爭取聲譽為榮。當時香港華人從未有體育團體，球類錦標賽全部被英人所佔有，南華足球會得風氣之先，各校足球人才，聞風嚮往，均盡羅致[S34] 。

南華會創會主席盧俠父在1921年出版的《南華年報》特刊宣言中指出：「本會提倡運動，欲以體育之要道，灌輸於國民，故合足球、排球、絨球、籃球、壘球、田徑賽及技擊、游泳游戲等類，聚一爐而共冶之，技術之操練也，以互勘而益精，程度之增進也，以相摩而益尚。……況我南華會提倡體育，素以強國健種，濟弱扶傾為責任。苟能各盡一份子，則一人介紹一會友，則多一強健之國民。千百人各介紹一會友，則多千百強健之國民。……推及全國，將徵特南華體育會之幸，抑亦中華民國之幸也[A35] 。」

(上圖：1921出版的《南華年報》，由「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先生題字和頒額「急公好義」。伍廷芳、林森、徐謙、鄒魯、謝英伯等日後的國民政府要員都為年報題上賀詞。)

大坑與學界足球場

上文提到，香港足球的發源地是黃泥涌，但那時參與足球運動的都是西人，香港華人足球的起源，則與黃泥涌東面不遠的大坑頗有淵源。

香港被英人佔領時，大坑是一條位於香港島東岸的村落，位於銅鑼灣頭，因附近一條從畢拿山流出海灣的大坑而得名。當時大坑由客家人組成，村內5大家族分別從事漁業、畜牧及洗濯行業。鄰近地區「浣紗街」正因為洗濯行業而得名[S36] 。

政府於1880年代尾在銅鑼灣進行第二次填海，填平大坑岸邊的農地，將海岸線由現在的銅鑼灣道推展到現在的高士威道[S37] 。填出來的這片土地，政府原本計劃賣給華人發展商興建住宅區，以解決維多利亞城華人太密集的問題。可是這裡離市區太遠，而原本計劃同時發展的電車遲遲未能實現，以致多年來無人問津[A38] 。

這塊地西起維多利亞城東面邊界，東面與北角接壤接。空置期間，政府容許一些團體經申請後使用這塊地作體育活動 (主要是馬球，有時也舉行足球)。至1898年，政府決定將這塊地闢為正式的運動場，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皇登基60周年，將之命名為 Queen’s Recreation Ground，亦即後來的海軍球場[A39] 。

運動場北面是高士威道，西面和南面是銅鑼灣道，東面是大坑明渠[A40]  (現為火龍徑地下的暗渠)，包括了現時的銅鑼灣運動場、中央圖書館、中華遊樂會、大坑街坊福利會、民安隊訓練中心、摩頓台巴士總站及其旁天橋底下的一列建築物等；後來還加進現在皇仁書院那部份。

政府為鼓勵年青人參與體育活動，將新運動場的部份場地 (今銅鑼灣運動場地段) 劃給學校足球隊使用 (另一半，即現中央圖書館地段，給陸軍進行馬球運動)。1910年10月，該運動場的管理委員會將部份時段劃給官立及政府津貼學校進行足球活動，所以一些提到南華會或華人足球早年歷史的文章提到的大坑學界足球場，就是指這個場地。

如上文所述，20世紀初華人學生開始對足球發生興趣，正好利用這個新場地練球比賽，因而培育了大量本地華人足球精英，成為早年香港華人球壇的骨幹。

而大坑村本身就是不少早年球星的家鄉，包括球王李惠堂、二戰前我國最佳左翼葉北華、『鐵鏟』李天生等。1936年的中國世運代表隊中，據說有9人來自大坑[A41] 。

(上圖：圖片正中央、劃分為幾部份的草地場是銅鑼灣畔的Queen’s Recreation Ground，即所為大坑學界足球場的所在，現在已建成中央圖書館、銅鑼灣運動場、及中華遊樂會等。當時的海岸線是現時的高士威道。)

人物介紹

劉鑄伯

南華足球會第一任會長劉鑄伯，為屈臣士公司買辦、定例局議員、慈善家、教育家，且對華人體育運動的發展貢獻甚大。

劉鑄伯原籍廣東省寶安縣，1867年6月5日出生於香港一貧困家庭[A42] 。12歲喪父，由母親艱苦養大。最初就讀於西營盤馮富義學，後考入皇仁書院，並獲獎學金。

畢業後，1885年獲聘為香港天文台首席文員，1888年任西環貨倉公司買辦。同年應台灣巡撫劉中丞之請，任淡水西學教席兼洋務要員，1890年晉升為總教員。

後來回港，開始茶業貿易，並於1893年出任屈臣氏公司 (A S Watson & Company)買辦，一做就做了幾十年。

劉曾任多項公職，1899年起出任潔淨局局紳，任內積極維護華人權益，對於政府擾民的政策，他都加以抨擊。1904年出任東華醫院總理，為籌建廣華醫院，出力甚大。後獲舉為東華三院總理。

劉是香港寶安派商人 (在香港出生的商人，因香港原屬寶安縣，故以此自稱) 的代表，因支持港英政府的反廣東革命政府和親袁世凱政權的立場，逐漸取代因支持革命黨而逐漸不為港英政府信任的何啟的首席華人地位[A43]，1913年獲委任為定例局華人議員。

1913年，劉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將由四邑派商人 (19世紀中葉四邑『土客衝突』後輾轉移居香港的商人，以李煜堂為首) 創辦的華商公局改組為香港華商總會[A44]，獲推舉為首任主席，並連任三屆，長達9年。在任期間，致力於公共福利事業，如興辦華人永遠墳場。

劉氏熱心社會教育事業，1900年與猶太富商嘉道理合作集資興辦義學育才書社，1901年10月『啟館』；1909年又與多位華人領袖創辦孔聖會，附設義學30餘所。

體育方面，劉鑄伯可說是南華會 (亦即華人足球運動) 的貴人，每次南華遇到重大困難，他都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先是毅然答應讓剛誔生的華人足球會假借育才書社為會址，且出任該會第一任會長；後來南華會暫時解散，他又讓南華部份球員加入孔聖會，保存實力，得以日後復會。

劉鑄伯1914-1922年出任定例局議員，期間努力為華人謀求福利。但當年香港是個中西文化匯聚、新舊文化交替的殖民地社會，各種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劉在不同利益集團間努力斡旋，左右為難，他的努力有時不為社會人士所理解，頗受責備[A45] 。

1922年初，劉鑄伯為解決妹仔存廢及海員罷工兩項問題而勞心勞力，既要出席

「妹仔」問題會議，又要代表港英政府，在廣東政府與罷工海員之間努力調解，「眾情不諒，疑謗交集」，落得一身駡名[A46] 。身心疲累的劉鑄伯於1922年3月辭去所有公職[A47] 。

1922年5月3日，劉鑄伯因胃潰瘍病逝[A48] ，終年54歲，歸葬寶安。死後還獲英皇頒授CMG勲章[A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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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 (上篇)』，載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 (下冊)》，第417-491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7。

 [A2]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第122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11。

 [A3]『教育的回顧 (上篇)』。

 [A4]同上。

 [A5]同上。

 [A6]同上。

 [A7]1855年港督包齡曾成立一教育委員會，研究歐籍兒童的教育問題，之後政府根據該委員會建議，為這些歐童成立聖安德烈學校，然而該校於7年後便停辦。見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香港6000年（遠古－1997）》，第104頁，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

 [A8]盧受采、盧冬青：《香港經濟史》，第91頁。香港：三聯書店，2002.11。

 [A9]定例局1898年7月25日討論興建Queen’s Recreation Ground的會議紀錄。

 [A10]聖若瑟書以葡籍學生為主，至1879年才收第一班華裔學生。

 [A11]維基百科『聖若瑟書院』條。

 [A12]Along the Sports Road, p 27.

 [A13]Hong Kong Daily Press, 1900-01-19。

 [A14]“Table I. -- Summary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all Schools under the Inspectorate of Schools in the Year 1901”,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0^th June, 1902.

 [A15]Ip Kwai Chung, Soccer in China (《中國足球書》英文版), p 5. Hong Kong: The Wing Fat Printing Co Ltd (149, Wing Lok Street, Hongkong), 1925.

 [A16]同上，第6頁。

 [A17]同上，第10-11頁。銀盾第二屆才派上用場，於是第二屆冠軍拔萃反而是第一間刻名於盾上的學校。

 [A18](1) Hong Kong Telegraph 1925-08-17； (2)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25-08-22； (3) 《中國足球書》(英文版) (第12頁) 指球員和觀眾均太認真。

 [A19]李惠堂畢業於皇仁書院，但據其自述，在學期間因身裁短小，没有參加校隊。

 [A20]見 (1) 《中國足球書》英文版，第83-89頁。其中部份人曾就讀超過一所學校，這裡以最後畢業的學校為準；(2) Hong Kong Telegraph, 1917-03-07。

 [A21]《中國足球書》英文版，第13頁。

 [A22]郭寶根的侄兒郭英祺是1930年代後期掘起的球星。

 [S23]見1920年出版，由盧俠父輯述、莫慶、梁冠英校對的：『本會初期奮鬥史』，轉引自《南華體育會100周年會慶特刊》第16頁。另見『三十二年來南華體育會總檢討』之一，載華字日報1935-03-30，文章没有署名，但看文章內容，應是南華會的投稿。『三十二年』一文中梁榮泰、郭兆聰、林金才及鄭洋福，華字日報作梁華泰、鄧兆聰、林全才及鄭祥福，本文以《特刊》為本。

[S24]莫慶家世和出生年份根據網上貼出的莫氏族譜。韋基舜稱莫慶面有一大痣，痣上長毛，人稱大粒煙；有傳聞他吸食鴉片。見韋基舜『吾土吾情』第33頁。

 [A25]包括從南華會珍藏的老會刊找到1920年盧俠父「本會初期奮鬥史」、1970年莫慶的「南華體育會演進之憶述」，加上1926年由南華前隊員葉貴松編寫的《中國足球書》、1928年「球壇舊侶」賴端甫發表的「香港足球歷史」。

 [A26]『育才書社』為印度猶太富商艾利斯‧嘉道理 (Ellis Kadoorie) 與以劉鑄伯為首的一班華人紳商集資興辦的一個以『興學育才』為宗旨的教育團體，於1900年成立。該團體共創辦了4所書館，都稱為『育才書社』，一在上海，一在廣州，在香港的兩所，一在上環水坑口，高陞戲院對面，國家醫院旁邊，即現時的樂善堂梁球琚書院位置，是中文學校，另一所在銅鑼灣掃桿埔，為印童學校，見《香港6000年》第291頁。這年參加校際足球賽的估計是掃桿埔的那一所。

 [A27](1)『本會初期奮鬥史』；(2) 黃嗇名：《球國春秋》，第6頁，香港：大公書局，1951。黃嗇名為華僑日報體育記者，此書是章回小說形式的本港足球歷史。

 [A28]『本會初期奮鬥史』。

 [A29]同上。

 [A30]同上。

 [A31]《球國春秋》稱他們的練球地點是跑馬地運動場，即Wongneichung Recreation Ground，但那時該球場除了劃給港會的部份地段及劃給海陸軍的部份時段是用於足球外，其餘地段和時間都非供足球之用。

 [S32]『本會初期奮鬥史』；《球國春秋》第7頁。

 [S33]《球國春秋》指這時改名為『南華遊樂會』，應該不對，那是後來的事情。

 [S34]賈冬婷『第一個華人足球會』，《三聯生活週刊》。

 [A35]轉引自沈思著『南華會百年回顧』，載於南華體育會官方網頁。

 [S36]『南華體育會足球隊歷史』，南華體育會官方網頁。

 [S37]那時稱為筲箕灣道。

 [A38]見定例局1898年7月25日討論興建Queen’s Recreation Ground的會議紀錄。事實上19世紀70年代，華人投資地產經已十分活躍，華人富商伍廷芳、李陞、鄭星揚等在1877-1880年間更掀起地產狂潮，至1881年泡沫爆破，這些富商損失慘重，身為定例局議員的伍廷芳宣告破產，逃到天津。另當時富商遮打曾反對這填海計劃，認為這裡離市區太遠，即使有電車也不行，但政府找不到其他較近市區的地方代替，最後還是接受了這個由Surveyor General John M Price 提出來的建議，見China Mail 1887-10-15。

 [A39]海軍球場於1960年代前，為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的主要場地，設有可容納約6,000名觀眾的看台。1964年政府從海軍購回此地。

 [A40]定例局1898年7月25日討論興建Queen’s Recreation Ground的會議紀錄。

 [A41]香港史學者、前新界政務署署長許舒 (James Hayes) 於1969年來到大坑考察，驚訝地發現大坑『其中一項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神奇的運動紀錄』。原來當時大坑居民仍然流傳『大坑是近代中國足球明星的搖籃』的說法。見鍾寶賢著《商城故事 ─ 銅鑼灣百年變遷》，頁224，香港：中華書局，2009.1。

 [A42](1) May Holdsworth & Christopher Munn,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 246.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劉智鵬：《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第20頁，香港：中華書局，2013.5。劉鑄伯的出生年份地點的另一說法是1866年出生於寶安縣平湖墟元屋圍。

 [A43] Chung, Stephanie Po-yin,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轉引自徐承恩《城邦舊事 ─ 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第161頁，香港：青森出版，2014。

[A44] 同上。

 [A45]蔡惠堯：『深港聞人劉鑄伯：生平、志業與意義』，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0期 (2013年12月)，頁199-246。

 [A46]同上。

 [A47]Hong Kong Telegraph, 1922-03-22.

 [A48]China Mail, 1922-05-05.

 [A49]Hong Kong Daily Press, 1922-06-03.